议政堂的议事，持续了一整天，五法三策被决定推行。
在议事中，各部官员都说了一些意见，还补充了一些看法。
其中，去岁西魏国的探花陈贞慧，提出在考核官员策中，加上一条，由各州府上户来平定官员的施政，做为官员考核的一个参考。
东南地区，经济发达，思想也够活跃，兴起的富户阶层，在掌握大批财富后，便想要获得更多政治上的权利。
因此东南在很早以前，就出现了李贽这样的思想家，来为新的阶层发声。
代表着东南利益的东南文官集团，也一直想要从皇帝手中，夺取对朝廷的掌控。
在宋代以前，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革后，推行的思想是君权神授，天人感应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
在这种思想下，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皇权，这造成皇权逐渐压过臣权，到宋带时，文官为了约束皇帝，防止皇权彻底压倒臣权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东西，就是道德。
西方约束王权，靠的是宪法，认为“王在法下”，而在宋代之后，中国新的儒家思想，则认为“王在德下”，皇帝的权利，不在是来自于天，而是来自于他的仁德，失德便失去天下，就可以把你给换掉。
而谁掌握对德的解释呢？自然是士大夫阶层。
这也是整个明朝，皇帝和文官集团，特别是明朝晚期，文官用来与皇帝斗争的主要思想依据。
这种靠道德来约束人的思想，直到今日，对中国都继续保持着影响。
在明朝晚期，文官通过道德，限制住了皇帝的许多行为，为士绅集团谋取不少私利。
不过兴起的商贾和富户阶层，还是没有直接掌握权力，而是需要与士绅结合，或者是将自己变为士绅，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。
李岩提出的五等民策略，让受到泰州学派和李贽思想影响的陈贞慧，看到一个约束官府，让百姓来监督官员施政的机会。
这个建议立刻就得到了，同为江南人士的新科进士冒辟疆的支持，不过李岩担心官员会与上户勾结，损害贫苦百姓的利益，来满足上户，所以持反对意见。
高义欢对此也很警惕，持保留的态度，所以目前只给上户参与州县议事的权力，至于今后要不要给其它的权利，则等以后再说。
现在一切以统一为目的，而统一战争，必须要集合西魏国所有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高义欢觉得还不是放权的时候。
不过已后西魏若是统一天下，兴起的商贾和富民阶层，实力日渐强大时，肯定会不断寻求渠道，来表达政治诉求。
除了这个插曲之外，关员们还提出了两条策略，被高义欢采纳。
一策是裁兵法，与西魏国的四种营制度相结合，规定清理军中老弱，测试士卒，各营士卒中不合格者，淘汰至府兵，府兵不合格者改为民籍，获得过爵位或者因战伤残的保留兵户待遇，未立功，被淘汰后，则不再享有赋税减免的政策。
第二策，是军器督造法，进一步严格管理军器的制造，提高武器的质量。
这样一来，魏国新的国策，就变成了五法五策，高义欢当即便表态，让内阁尽快推行。
如果新政能顺利推行，高义欢相信，魏国的实力会再上一个台阶。
下午，会议结束，高义欢却得不到休息，他匆匆来到书房，召见周荣华和孙房源两人。
在房间内，高义欢看完一份奏折，是梁以樟从四川传来，言牛金星已经返回成都，并带回了孙可望的一些消息。
孙可望在赤水河畔，击败了曾英，与刘宗敏会师于遵义，然后乘胜攻下了贵阳。
牛金星在贵阳追上孙可望，彼时西军前锋，已经向云南转进。
据牛金星观察，西军进入贵州后，不少士卒开始逃离，孙可望的处境并不是很好。
因此在得知牛金星的来意后，孙可望立时就表示，愿意向西魏国称藩，并愿意用云贵的铜矿和茶叶，换取西魏国的米粮。
高义欢看完奏折后合上，透过镂空的隔断，看见坐在外堂的两人，便招呼一声，“让他们进来！”
半边屁股坐在红木椅子上的周荣华、孙房源，见侍卫出来叫他们，两人忙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官袍，扶正乌沙帽，走进内堂。
“臣，拜见大王！”
高义欢微微笑着，抬手道：“两位卿家不用多礼。今天召见你们，孤王是有事情要问你们。”
两人站起身来，周荣华躬身道：“大王有什么需要询问，臣知无不言。”
高义欢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河套方面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满清有退兵的意思没有？”
常言道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，可是清军不仅睡在他旁边，还带着刀，抵住高义欢的腰眼。
河套之地，正好在关中的背上，清军在这里驻兵，就等于在高义欢的头顶，方了一柄尖刀。
让关中的魏军不敢轻举妄动，魏军如果出潼关攻河南，或者是出蒲津渡攻山西，河套的清军都能够南下，攻击关中，让魏军战略上处于被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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